李清照在她那篇最為直言不諱的批評文章《詞論》的開頭，講了一個唐朝歌者的故事，很精彩，很提氣。

開元、天寶間，有李八郎者，能歌擅天下。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，榜中一名士，先召李，使易服隱姓名，衣冠故敝，精神慘沮，與同之宴所。曰：“表弟願與坐末。”眾皆不顧。既酒行樂作，歌者進，時曹元謙、念奴為冠，歌罷，眾皆谘嗟稱賞。名士忽指李曰：“請表弟歌。”眾皆哂，或有怒者。及轉喉發聲，歌一曲，眾皆泣下。羅拜曰：“此李八郎也。”

李肇的《唐國史補》也有類似記載。

李袞善歌於江外，名動京師。崔昭入朝，密載而至。乃邀賓客，請第一部樂及京邑之名倡，以為盛會。昭言有表弟，請登末座，令袞弊衣而出，滿坐嗤笑之。少頃命酒，昭曰：“請表弟歌。”坐中又笑。及喉囀一聲，樂人皆大驚曰：“是李八郎也。”羅拜之。

李清照的《詞論》，所以從李八郎講起，她是強調，詩和詞，作為一門藝術，不僅僅是文學的，更是音樂的。對歌手而言，字正腔圓，可唱是第一訴求。對詞作而言，必須琅琅上口，能夠唱出來，方算合格。

因此，詞對聲韻的考究，勝過對文義的推敲。那時，李清照二十出頭的年紀，才高氣盛，說話不留餘地。對當代名家，甚至對歐陽修，對蘇軾，也不怎麼放在眼裡。她說：“蓋詩文分平側，而歌詞分五音，又分五聲，又分六律，又分清濁輕重。”在她眼中，這班大師的作品，雖然文義不錯，但是音律不諧。她調侃之曰：“則不可歌矣。”並放言“詞彆是一家，知之者少”。這一句，把北宋詞壇，統統否定。

這小女子，實在夠有勇氣的。

在宋代，詞可唱，在唐代，詩也可唱。

那時的印刷術不發達，而詩人很多，詩的產量也很高。如果隻是停留在文字上，依賴於書籍的傳播，流通範圍是相當有限的。而詩集的出版，可不是如今花幾個錢，買個書號那樣簡單。印書是一種奢侈，一種高消費。寒酸文人籌措大筆資金，自費出書，談何容易？因此，即使很有名氣的詩人，也得靠這些男女歌者，詠他們的詩，唱他們的詞，這才能家弦戶誦，把自己推銷出去。所以，唐代為中國音樂史、詩歌史上雙雙豐收的時期，也是歌唱家最吃香、最光彩，詩人最張揚，或者還可以說是最牛皮的時期。

道理很簡單，詩人推動著歌手這個行業的興盛，歌手促進著詩詞這門藝術的繁榮。唐朝的詩人，要買歌手的賬，同樣，唐朝的歌手，也很買詩人的賬。歌手冇有詩人的詩，出不了名，詩人冇有歌手的唱，成不了名，這是個互相需求的關係。特彆有些歌手，專門唱某位詩人的詩，合作久了，那關係更密切、更親近。例如：

岐王宅裡尋常見，崔九堂前幾度聞，正是江南好風景，落花時節又逢君。（杜甫《江南逢李龜年》）

唱得涼州意外聲，舊人唯數米嘉榮，近來時世輕先輩，好染髭鬚事後生。（劉禹錫《與歌者米嘉榮》）

前詩中的李龜年，後詩中的米嘉榮，都是當時聞名遐邇的歌手，也是詩人的莫逆之交。而米嘉榮，更是從烏茲彆克斯坦，撒馬爾罕西南的米國來長安獻藝的洋歌手。由此想見，當時長安城裡的東市、西市的歌手，類似三裡屯的歌廳、迪廳、酒吧、KTV裡，吃演藝飯的唐代“京漂一族”，不僅有中土人，還有西域人。在這樣華夷雜處、中外合璧的聲色世界之中，唐詩跳出書麵文字的羈絆，是一門益之以聲韻、旋律、伴奏、表情，邊歌邊舞，以聲音為表現手段，既有讀者，更有聽眾的藝術。

唐玄宗李隆基，能寫詩，更喜唱詩。凡搞文藝晚會，這是不能少了的節目。開元中葉，海內昇平，某年某月，沉香亭畔，牡丹盛開。他興致一來，便偕楊玉環作月夜之遊。這位算得上中國最懂得人生享受的皇帝，一句話吩咐下去，燭光如炬，夜色如晝，那姹紫嫣紅的花朵，那千嬌百媚的美人，相互輝映，彆有情趣。一般來講，出身於農民階層的統治者，天一黑，通常就使出全部精力於室內的床上作業。但唐玄宗，隴西貴族子弟，非蠢淫之徒，頗懂得一些風雅。於是，把這場宮廷裡的燭光派對，搞得極有詩情畫意。這種場合，湊趣的詩人、酬應的詩作，如同藥中的甘草，菜中的味精，是不可或缺的，於是文人就派上用場了。

上曰：“賞名花，對妃子，焉用舊樂詞為？”遂命龜年持金花箋，宣賜翰林學士李白，進《清平調》詞三章……上命梨園弟子約略調撫絲竹，遂促龜年以歌。太真妃持頗梨七寶杯，酌西涼州葡萄酒，笑領意甚厚。上因調玉笛以倚曲，每曲遍將換，則遲其聲以媚之。（李浚《鬆窗雜錄》）

那天，李大師事先喝得高了一點，轎子將其抬到宮內，“猶苦宿酲未解”，懵懵懂懂，不知所雲。但到底是天才，援筆即成。儘管醉了，打著酒嗝，寫出來的詩，卻能表達出那個時代的風采。《清平詞》三首，現在讀起來，仍是富麗堂皇的盛唐氣象。

大氣、高昂、雍容、華彩，是唐朝聲音的特色，也是那個時代精神的實質。

每個時代，都有其相對應的聲音表征。譬如，20世紀60年代，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，會讓你想起三麵紅旗，浩浩蕩蕩。所以，宋人李清照女士，很不滿意宋詞之不可歌，遂著《詞論》以正視聽。若以她的可歌性而論，當代文人所寫的舊體詩詞，就讓人不敢恭維了。除了五言為五個字，七言為七個字，冇出數學錯誤外，能如美國流行音樂RAP，能如順口溜、蓮花落、快板書、三句半，合轍押韻，**不離十，可以說而唱之，也就謝天謝地了。

因此，說唐，不能不說唐詩。而說詩，不能不說李白。而說李白，在他全部作品中，不能不說他這首飲酒歌。

人生得意須儘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儘還複來。

鐘鼓饌玉不足貴，但願長醉不複醒。古來聖賢皆寂寞，惟有飲者留其名。

五花馬，千金裘，呼兒將出換美酒，與爾同銷萬古愁。（李白《將進酒》）

這首他的代表作，是表現唐人風流的詩，也是他放縱不羈的性格之歌。必須交給一位出色的歌手，持卮而唱，淋漓儘致，聲情並茂，酒酣耳熱，方能唱出詩人的豪邁。而從“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”，到“岑夫子，丹丘生，將進酒，君莫停，與君歌一曲，請君為我側耳聽”，能唱得舉座皆驚，心惕神勵，撫髀擊案，胸膺和鳴者，除了李清照《詞論》裡提到的那位念奴小姐，再無彆人。

這位唐朝最出色的金嗓子，五代王仁裕的《開元天寶遺事》也講到了她。

念奴者，有姿色，善歌唱，未嘗一日離帝左右。每執板當席顧眄，帝謂妃子曰：“此女妖媚，眼色媚人，每囀聲歌喉，則聲出於朝霞之上，雖鐘鼓笙竽嘈雜而莫能遏。”宮妓中帝之鐘愛也。

念奴，皇室歌舞團中的大牌歌星，李隆基的“鐘愛”。一位歌手，在最高權力者那裡，夠這兩個字的級彆，非同小可，其禦用性質不言而喻。她人美藝高，聲色俱佳，人長得漂亮，歌唱得更漂亮。彆看意大利的帕瓦羅蒂能唱到高音C，也就是簡譜兩個點的“DO”，就讓全世界的男高音敬服，唐代的這位女高音，其音域之寬之高之廣，估計那位歌唱巨匠，也望塵莫及。據野史載，有一次，玄宗駕幸灞橋，萬民歡騰，聲震天日。有近侍進言，若能令念奴引吭高歌一曲，其聲所至，四野屏息，則微風拂柳之音，河水流逝之聲，陛下也會聽聞。一試果然，證明其穿雲裂石、金聲玉振的歌喉，確非虛言。也難怪具有藝術稟賦的帝王，為之傾倒而“鐘愛”了。

此說或係誇張，但詞牌之一《念奴嬌》，因為“其調高亢”為她所擅長，成為她的主打歌曲，遂以她名為名，口口相傳，直至今天，都是眾所周知的。我也納悶，那時冇有作協、音協搞排行榜，搞金像獎，冇有電台、電視台搞十大金曲及四大天王之類的評比，怎麼她能獲得以個人名為歌曲名的光榮？顯然，這中間有一位不容置疑的權威人士說了話，才讓她擁此不朽聲名。在唐開元期間，那唯一的誰也不敢反駁的人物，我想，該是那有工夫讚揚一位小姐的眼睛，還有興趣發表一番音樂評論的、日理萬機的萬乘之尊了。

金口玉言，自然他說了算。

這件事唐玄宗乾得出來。第一，他有這份藝術鑒賞力，不是抖小聰明、小機靈，玩小花活兒。第二，他也有這份風流，堂而皇之，不扭扭捏捏，光天化日，不遮遮掩掩，直截了當，不假模假式，敢作敢當，不矯情裝蒜，半點不想隱諱對這個歌手的“鐘愛”。

這大概也就是唐朝的浪漫了。

李隆基不是好皇帝，但他真風流，很個性。唐以後的宋元明清諸朝，休說一國之主了，連稍稍有點權勢、有點身份、有點級彆的臣宰員吏，藩台府臬，也隻敢偷偷風流，絕不敢公開浪漫。兩塊“肅靜”“迴避”的牌子，在前麵開道，臉部肌肉若不硬不僵，也不對稱啊！

於是，凡官必擺譜，走路邁方步，有權必拿架，張嘴說官話。於是，不苟言笑，喜怒不形於色，不讓人猜透他心裡的想法，便是官員們的標準麵孔。因此，說他是活著的屍首，可以；說他比屍首多口氣，也可以。他們即使想將這個漂亮歌唱家搞到手，也絕不可能像唐玄宗那樣本色，那樣瀟灑，那樣性情率真。“哇噻，這小妮子的一雙媚眼，真能放電啊，讓朕實在有點吃不消呢！”

這一點，你得佩服李隆基，你得佩服唐朝出現的這種大氣，你得佩服那整整一代人張揚放肆的精神。據《舊唐書》說，這個玄宗：

聽政之暇，教太常樂工子弟三百人為絲竹之戲，音響齊發，有一聲誤，玄宗必覺而正之。號為皇帝弟子，又雲梨園弟子，以置院近於禁苑之梨園。太常又有彆教院，教供奉新曲。太常每淩晨，鼓笛亂髮於太樂署。彆教院廩食常千人，宮中居宜春院，玄宗又製新曲四十餘，又新製樂譜。每初年望夜，又禦勤政樓，觀燈作樂，貴臣戚裡，借看樓觀望。夜闌，太常樂府縣散樂畢，即遣宮女於樓前縛架出眺，歌舞以娛之。若繩戲竿木，詭異巧妙，固無其比。（《舊唐書·誌第八·音樂一》）

唐代宮廷的禮儀樂隊，共分十部，每部又分為坐位和立位，整個加在一起，足有數千名樂手。這時的玄宗，我覺得更像那個日本人小澤征爾，在指揮著一個世界上從未有過的最龐大的交響樂團。因此，李隆基恐怕是中國曆史上最能玩鬨，而且玩鬨得絕對正點的皇帝了。唐朝的聲音到開元達到峰巔，與他有著莫大的關係。如果說，李世民23年的貞觀之治隻能算是一次盛大彩排的話，那麼，在李隆基的統治下，29年的開元之治，纔算是正式的演出。中國文化史上的名詩人、名畫家、名歌手、名樂手，幾乎都在開元年間聯袂出現。西方曆史上，也許隻有15世紀的文藝複興，差可比擬。

應該看到，唐玄宗如此大排場、大鋪張，除了雄厚國力的支援，承平歲月的逸樂外，就其個人而言，是與他沉溺聲色、生性放蕩、縱情恃性、不拘形跡的胡人血統分不開的。魯迅說過，“唐代帝王，大有胡氣”。這胡氣，還不僅僅是唐高祖李淵的從母為隋文帝的獨孤皇後，據此判斷，李姓皇帝帶有鮮卑或拓跋的尚未馴化的民族本性。而且，將來有朝一日，挖開乾陵，查一查DNA的話，匈奴、羯、羝、羌的基因，在李姓帝王的遺骸裡，可能都混有一點的。

因此，一方麵，唐代與前朝、與後代采取了絕不相同的對外政策，張開懷抱，展闊胸襟，以海納百川的氣魄，去擁抱整個世界；另一方麵，中土的華夏正聲，已不能適應豐富多彩的盛唐氣象，它需要新的音樂元素，需要新的旋律、節奏、聲韻、調式，使唐朝的聲音更宏大，更壯觀，也是勢之所趨。於是，大肆擴張的胡風胡氣，從未像唐朝這樣，如水銀瀉地，無孔不入地進入中土，其潮蜂擁而至，其勢銳不可當，其變化不可遏止，其影響波瀾壯闊。

從《太平廣記》卷二百四的《李謩》篇，這一個極不起眼的小故事裡，也能看出胡樂逐漸融入聽覺主流時，新舊力量的碰撞，此消彼長的爭鬥，也是一個相持不下的過程。但是，舊日的風韻，不管你多麼惋惜，終於是要淡出的。而新時代的聲音，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，不請自來，登堂入室，這是一種曆史的必然，也是萬事萬物新陳代謝的必然。像李謩這樣一位在教坊中，坐在首席位置上的笛手，也不得不在時風的感染下，在其特擅的笛子曲目中，注入新腔。一是潮流所至，二是飯碗所逼，這位名笛手無法抱殘守缺，誓不與時代同步。

有一次，在越州鏡湖，也許是紹興的鑒湖吧？眾人泛舟於碧波萬頃之上，喝花雕酒，吃茴香豆，聽這位長安特邀而來的吹笛國手，獨奏其拿手的《涼州》一曲。頓時，“昏噎齊開，水木森然，彷彿如有鬼神之來，坐客皆更讚歎之，以為鈞天之樂不如也”。在座知音，擊節讚歎，偏有一位老者，不發一言。李謩認為他看不起自己，又“作一曲，更加妙絕，無不賞駭”。但這位老人，仍舊隻是微微一笑，不置一詞。李謩沉不住氣了，“你這是瞧不起我呀，老先生，難道你是此中老手？”

獨孤生乃徐曰：“公安知仆不會也？”坐客皆為李生改容謝之。獨孤曰：“公試吹《涼州》。”至曲終，獨孤生曰：“公亦甚能妙，然聲調雜夷樂，得無有龜茲之侶乎？”李生大駭，起拜曰：“丈人神絕，某亦不自知，本師實龜茲之人也。”又曰：“第十三疊誤入水調，足下知之否？”李生曰：“某頑蒙，實不覺。”獨孤生乃取吹之。李生更有一笛，指試以進。獨孤視之曰：“此都不堪取，執者粗通耳。”乃換之，曰：“此至入破，必裂，得無吝惜否？”李生曰：“不敢。”遂吹，聲發入雲，四座震況，李生蹙躇不敢動。至第十三疊，揭示謬誤之處，敬伏將拜。及入破，笛遂敗裂，不複終曲。

這無疑是一次複古派的勝利，但故事的結局，卻並非如此。

明旦，李生並會客皆往候之，至則唯茅舍尚存，獨孤生不見矣。越人知者皆訪之，竟不知其所去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勝利者的子虛烏有，這種否定之否定的收場，頗有點調侃的味道。正如李清照《一剪梅》中“花自飄零水自流”句，古老的、垂暮的、完成了曆史使命的，無論是人、是事、是物，或是一種精神，哪怕具有再美好的願望，該終結的、該衰朽的，或者該完蛋的，也總是要消失在天際的，那是一個不可逆的進程。

所以，王之渙詩《涼州詞》有雲：“羌笛何須怨楊柳，春風不度玉門關。”這位笛子名家李謩，終於改用來自西域的羌笛。同樣，杜牧詩《寄揚州韓判官》也雲：“二十四橋明月夜，玉人何處教吹簫。”隻有夜深人靜才能聽到的洞簫，也被改良的樂器“尺八”所代替。正如最近入選聯合國“人類口述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”的古琴一樣，中土的傳統樂器，由於音量的侷限，註定了其逐步邊緣化、雅玩化的式微前途。

因此，魏晉時的嵇康，判了死刑，上了法場，在千百名看熱鬨的市民圍觀下，抬來桌子，鋪上檯布，還要架上焦尾琴，彈一曲《廣陵散》，絕對是後人的誇張之筆。古琴，隻宜士大夫在書齋裡，寫不出文章時；小姐在繡房裡，找不到對象時；文學大師在府上，發現無人捧臭腳時，撫一曲《流水操》，聊以自慰。除非司馬昭派電工給他接上電子音響，嵇康想在殺頭前作閉幕秀，是做不成的。

於是，長安城裡，自關隴直至中土，宮廷上下，自君王直至百官，無不陶醉於來自西涼、龜茲、疏勒、高昌，甚至更為遙遠的域外音樂，無不耽迷於富有表現力的羌笛、胡笳、觱篥、羯鼓等胡人樂器。這樣，使得唐朝的聲音，出現前所未有的生氣。

而在諸般樂器中，最強烈、最狂放、最亢激、最為玄宗所愛者，莫如羯鼓。

玄宗性俊邁，不好琴。會聽琴，正弄未畢，叱琴者曰：“待詔出！”謂內宮曰：“速令花奴將羯鼓來，為我解穢。”（王讜《唐語林》）

羯鼓出外夷，以戎羯之鼓，故曰羯鼓。其聲焦殺鳴烈，尤宜促曲急破，作戰杖連碎之聲。又以高樓台晚景，明月清風，破空透遠，特異眾樂。（南卓《羯鼓錄》）

李龜年善羯鼓，玄宗問卿打多少杖。對曰：“臣打五千杖訖。”上曰：“汝殊未，我打卻三豎櫃也。”後數年，又聞打一豎櫃，因錫一拂枚羯鼓卷。（《太平廣記》卷二百五，出《傳記》）

一個皇帝，練他的羯鼓，鼓槌打斷了好幾個櫃子，其執著，其專注，其孜孜不倦，你不能不敬佩。人們也許可以指責他一千個不是，痛斥這個如此不務正業的帝王。但是，有一條，或許是更為重要的，這種在羯鼓上的投入、專心，不管不顧地我行我素，他在精神上的無禁忌，他在心靈上的無拘束，他的個性自由，他的特立獨行，他的不達目的、誓不罷休的精神，他的做他想做的事情，他的找他想找的快樂，那種敢作敢為的丈夫氣概，可不是所有中國人都能具有的。他用他的鼓槌，在羯鼓上敲擊出唐朝的聲音，而且果真也就在中國曆史上，敲出了開元之治28年的輝煌。元稹詩《行宮》曰：“白頭宮女在，閒坐說玄宗。”衝這一個“說”字，就值得我們對他刮目相看。

在中國曆史上，每個朝代，都有特定的聲音表情。或剛強、或柔弱，或暴烈、或萎靡，或氣宇軒昂、或低三下四，或殺氣騰騰、或哀鴻遍野。冇有一個朝代，比得上唐朝所發出來的聲音，那樣華彩美妙，那樣大度充實，那樣豐富融和，那樣令人感到心胸開闊，以致後來的中國人，不得不恭恭敬敬地尊之為“盛唐”。

一千年後的今天，這些已經相距十分遙遠的盛唐之音，仍然使我們感奮，使我們嚮往，甚至還受到一些鼓舞，這實在是值得後人琢磨的曆史現象啊！